“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我們必須十分關注民生，十分關注老百姓的生活，十分關注弱勢群體的命運，對于這一點我們應該貫穿在整個企業管理中”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經濟和社會的細胞，企業想要健康發展，很大程度上要適應于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以及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基本特點。在2011“中國管理·全球論壇”上，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博鰲亞洲論壇原秘書長龍永圖先生，結合當前中國經濟重要趨勢，對中國經濟發展關鍵點、社會轉型以及企業管理等做了自己的分析。
在2011年的中國管理·全球論壇開幕之際，我們選擇了“企業轉型”作為主題，非常恰當，因為中國經濟社會正在面臨一個關鍵性的轉型時期。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企業是經濟和社會的細胞，企業能不能健康發展，企業的管理能不能成熟，很大程度上要適應于經濟發展的大趨勢、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基本特點。
我想就當前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幾個重大趨勢和朋友們交換一下意見。
我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出現了幾個重要趨勢：
第一個趨勢，從重視量的擴張到重視質的提升。當然，中國還要繼續擴大和增長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量，因為沒有一定的量，很難說有真正的質。在過去改革開放的三十年當中，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迅速成長的過程。我們當時的經濟——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正處于崩潰的邊緣。我們必須拿到中國的“第一桶金”，必須進行財富的積累。當時中國經濟的重點放在量的擴張上也是完全正確的。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中國經濟總量的發展確實有了顯著的成就。2009年我們超過日本，經濟總量上已經位居世界第二；同年我們出口超過德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這些當然是我們應該感到自豪的。
但同時我們應該看到，經過了三十年的發展后，我們必須進行艱苦而漫長的轉型。在繼續擴大和增加中國經濟總量的同時，怎么更加重視經濟發展的總量和質量？我認為中國經濟質量發展的標準，主要是看民生是不是得到了改善，也就是老百姓是不是得到了真正的實惠。從這點來講，我們應該關注許多重大問題。從企業發展看，由于過去三十年我們主要注重量的增長，所以我們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支持發展一些大企業上，特別是國有大企業，因為這些大企業支撐了中國經濟的總量。它們是中國經濟的“骨架子”。有了這些企業，我們中國才成為世界經濟的“龐然大物”。但是光有“骨架子”是不行的，一個“龐然大物”在特殊的情況下會轟然倒下。我們現在更需要的是中國經濟的“血”和“肉”。我認為中國經濟的“血”和“肉”就是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或微型、小型企業。
中國經濟的發展應該從過去三十年只重視大企業，支持大企業，轉向更加重視、更加支持中小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因為它們為中國提供了最多的就業機會，他們是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礎，所以在我們講經濟轉型的時候，我們要特別關注中小企業的發展。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發展的問題，也是政治、社會穩定的問題。在這個方面，我們應該更好地研究國內外微型企業、小型企業的經營之道，管理之道。我們過去花太多時間研究像IBM、微軟、三星、索尼這樣大集團的管理模式。我們今天應該更加重視研究小企業、微型企業的管理模式，使得它們能夠健康成長，使得它們成為整個經濟細胞中最具活力、最生機勃勃的“血”和“肉”。
我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必須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運動，給予占絕大多數中小企業的民營企業以真正的平等待遇。我們要打破對大企業、對資源，特別是金融資源的壟斷，使得中小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能夠在財政、稅收方面得到更多的優惠。在整個中國經濟的轉型當中，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核心的問題。
國外的經驗證明，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一大批強有力的、生機勃勃的中小企業，這個國家不會穩定。日本在經濟泡沫破滅以后，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但是日本的社會依然很穩定，百姓的生活也相當得殷實，關鍵是有成千上萬的小企業。希望管理學者應該更多地總結中型、小型企業的管理指導，用這種指導使中國企業的轉型得到成功。
第二個趨勢，中國經濟的發展正逐漸從以行政區劃為基礎的發展模式，轉向以區域經濟區為基礎的發展模式。很多年以來，主導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和障礙就是行政區劃的限制。過去中國出現了區域經濟區的大趨勢，像歐洲聯盟突破了國與國的界限，建立了歐洲聯盟；東盟十國突破國與國的界限，發展了東盟十國的發展趨勢一樣，中國也正在出現區域經濟區的重要發展趨勢。
除了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這樣重要的經濟區以外，在中央的支持下我們現在也出臺了許多突破行政區劃的區域經濟區，比如以福建為主體的海峽西岸經濟區，以河南為主體的中原經濟區。這些經濟區的出現，為我們企業打破行政區劃的障礙，使他們的產業鏈延長得更快、更長，使中國企業逐漸從每個企業之間的競爭合作，轉向產業鏈與產業鏈的合作，為這種全球大趨勢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條件。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企業的管理也會出現新的特點。比如我們要研究怎樣善待企業有關的，非常長的產業鏈中的各個企業主體，比如一個制造業必須關注從融資、設計，一直到物流、零售、批發。這樣超長產業鏈中所有的企業，也就是外國人所講的利益攸關者，企業的管理不僅僅要局限于對企業本身的管理，而要逐漸地、更好地關注企業產業鏈的管理；不僅僅要注意自己所在企業鏈的管理，也要看看其他同行業產業鏈的管理。這樣使得產業鏈中的所有企業能夠相互關照、相互支持，而不是以鄰為禍，打內戰。
在中國企業管理中內耗是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對我們中國企業來講，內耗、內斗猛于虎。我們必須在企業的管理中特別注意，克服內耗、內斗的問題。這需要中國經濟在從行政為基礎轉向區域為基礎的背景下，解決好產業鏈的管理，解決好企業之間的內耗和內斗。這是中國整個管理中特別重要的問題，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問題。今天整個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為我們解決這樣的問題提供了一個好的條件，我們必須充分注意這樣的條件。
第三個趨勢，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中，從過去只注意經濟發展，到現在轉到同時注意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社會管理。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特別值得我們企業家的關注，比如在我們廣東省許多的城市里面，出現了新的二元結構，不僅僅有城里人和鄉下人的二元結構，也有本土居民和外來居民的二元結構。怎么樣對待進城的農民工以及進城的外來工，成為整個社會需要關注的重大問題。特別像廣東這個地區，很多農民工都有了第二代，也就是所謂的“農二代”，如果不能很好地對待這些“農二代”，不能給他們平等的待遇，不當成我們自己的農二代，很可能成為這個社會隨時可以引爆的定時炸彈，所以我們必須很好地關注這些問題。
在這方面企業肩負著重要的責任，比如怎樣更好地善待農民工，更好地善待外來工，給它們完全的平等待遇，使他們成為真正的企業自己人。這些問題都是企業轉型中關鍵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和中國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轉型是有關系的，但是對企業管理來講，也是實行所謂王道的核心問題。
總之，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我們必須十分關注民生，十分關注老百姓的生活，十分關注弱勢群體的命運，對于這一點我們應該貫穿在整個企業管理中。我們過去三十年一直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道路。我本人也參與了這樣的探索，我自己花了十年時間參與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在談判的時候，我們終于找到了建立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怎么樣建立在規則基礎上、法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問題。
對于市場經濟的表述我們一直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于中國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外有很多非議。我記得在2001年9月份，在日內瓦，我們提出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那一天。我舉辦了記者招待會，當時美國記者給我提出了一個問題說：“部長，我想提出一個問題，過去十年當中國承認搞市場經濟時，一直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員，能不能把社會主義幾個字丟掉？因為你們已經完全成為市場經濟中的成員。”我回答道：“不可能，我們還是要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十年以后，我回想當時的回答覺得完全是正確的，不能不僅僅要搞市場經濟而且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不僅僅要搞以法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還要搞一個更加公平、更加公正，是社會老百姓的市場經濟。只有這樣的市場經濟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才能可持續。
在今天我們談到企業管理的時候，不僅僅要看到建立企業法制規則的重要性，也要看到我們需要有一批有道德、有文化、有誠信的人來支撐這個市場經濟體系，否則法制經濟就是一個建立在沙灘上的經濟。我認為支撐市場經濟的兩個支柱，一個是法制、規則，另外一個就是文化。我覺得文化具有非常廣泛的意義。最近中央號召我們建立一個強大的文化大國，我覺得我們不僅僅需要一個強大的文化產業，我們更需要有一個強大的、即有中華文化、有中國民族傳統的、13億中國人的文化。有文化并不是上了高中、上了大學、讀了研究生就算有文化，也不是有些企業家到一些MBA課程中取取經就算有文化了。文化不是這樣，文化不是學歷的簡單代名詞。
我記得臺灣有一位著名的文化學者叫龍應臺，他講過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你怎么樣對待自己，怎么樣對待別人，怎么樣對待自然。不管對于一個企業來講，還是對于一個人來講，怎么樣對待自己，使自己和自己的企業能夠自強、自立、自信；怎么樣對待別人，以一種愛心對待別人，以合作的理念對待別的企業；還有怎樣對待大自然，遵循市場規律，人的規律。這里面就是文化。我們過去講“人定勝天”，在特定情況下，比如出現大的自然災害時我們用“人定勝天”的口號鼓勵自己，但實際上更多的要順從天意，要順從大自然的規律，就是 “要敬天、要愛人”。如果我們13億中國人都以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作為基礎，成為一個有文化的民族，那么我們企業管理，市場經濟就有了堅實的基礎。所以我們的企業管理一方面要繼續研究規則，繼續研究法制，另一方面我們要更多地研究文化，研究誠信，研究道德。
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博鰲亞洲論壇原秘書長 ?龍永圖
于“2011中國管理·全球論壇”
